（一）剧种源于青阳腔

 
    岳西高腔，原称高腔，为什么叫高腔？此“高腔”是对应另一种“低腔”而言的。清康乾时期文人李声振在京都《百戏竹枝词•吴音》注释中说：吴音，俗名菎腔（即后世所称之昆曲），又名“低腔”，以其低于“弋阳”也。那么，“弋阳”是何腔调？“弋阳”即形成于江西弋阳县一带的“弋阳腔”。李声振在同书中对《弋阳腔》注释是俗名高腔，视菎腔甚高也。金鼓喧阗，一唱数和。弋阳腔（高腔）的这些特点均为岳西高腔继承。这种高腔因流行于岳西县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名。
    岳西高腔的前身是明代青阳腔，距今约五百年左右。其形成，戏曲史界一般依据明代文人徐文长、汤显祖的有关记载：浙江余姚腔与江西弋阳腔先后传入池州府青阳县一带，与当地语音、民间艺术、地方土戏结合相融，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声腔。因形成于池州府青阳县一带，故称青阳腔。此一过程至明代嘉靖（1522）已告完成。青阳腔不断丰富、发展和壮大，至万历年间（1573-1620）已红遍天下，与中国南戏四大声腔之昆山腔并驾齐驱，时人呼之为“时调青昆”。其时南北书商也争相刊刻青阳腔剧本集，并誉之为“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”。
    青阳腔以其强大的能量，席卷剧坛风靡天下，盛极一时。与池州府仅一江之隔的安庆府人文环境相同，民间习俗相近，有着肥沃的戏曲土壤，势所必然地较早成为青阳腔的流布之区。其时，在安庆府平原地区各县乡村、民间灯会、乡间民俗活动及乡土文人中都有青阳腔的演唱活动。不仅如此，青阳腔发扬能博采众长，不断变革，“只沿土俗”，“改调歌之”的特点，每到一处便成为当地的地方戏曲，并给予各地后世戏曲以深远影响，促进许多地方剧种的形成，徽剧、湘剧、赣剧、花鼓戏、采茶戏、黄梅戏等地方剧种都与青阳腔有着亲缘关系。
    青阳腔风行百年左右，至明末清初，由于改朝换代、战事连绵、灾荒不断、瘟疫横行等诸多原因，使其由巅峰渐趋滑落。尤其是入清以后，安庆弹腔（即徽调）、黄梅戏等新兴剧种带来的冲击，加之自身的嬗变，更削弱其影响。

（二）传承脉络（第一阶段）
 

    青阳腔自明末清初传入岳西地域，已有三百余年。按其活动方式可分为“文人围鼓”和“舞台演出”两个阶段。
   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，为皖河源头，于1936年始建县，析潜山（北乡）、太湖（北乡）、舒城（西乡）、霍山（南乡）四县各一部组成。境内山高岭大，交通不便，处在较封闭的状态。
    据考查：岳西最早传入高腔的是原“潜北”地区，区内有潜水自山里穿潜、怀两县注入长江，昔日为山区对外文化、经贸交流的主要通道。“水路即戏路”，明末清初之际，潜水上游的柳畈、菖蒲、五河等地，在外做官、任职、求学、行医、经商的文化人，频繁往来出入于皖河流域的安庆、石牌等高腔盛行之区。出于自身对高腔艺术的爱好和家乡民俗、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，渐将高腔传进山区。
    早期传入的演唱形式是“围鼓坐唱”，起先传唱者不多，待入清之后，逐渐扩展，至乡土文人较集中的私塾，由塾师教学童习唱。清康熙年间五河沙岭乱弹腔名伶崔学京（1669-1730），就是少年时先在家乡随塾师学唱高腔，而后才出山从事职业演艺生涯的，这是小规模散唱的典型实例。
    县境内组成班社公开演唱，始于清乾隆、嘉庆之间：其时，柳畈的柳荣获（1784—1839，清优廪生）的七位胞兄弟（均文人）组成高腔围鼓班，在当地公开演唱并续传后人。
    稍后，道光早期，五河王达三（1808-1893，清监生）、王曰修（清举人、知县）和王炽远（军功六品）的六位胞兄弟（均监生）共十余人，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围鼓班，在五河、桃李演唱并续传文友。嗣后，潜北境内的茅山、小河南、向山、斑竹等数十处高腔围鼓班相继组成。
    这些围鼓班成员，全是文人学子，有举人、贡生、国学、监生、庠生学衔者过半，各班领头人多是赋闲官员、缙绅及塾师、郎中等。他们社会影响较大，具备较优裕的条件从事高腔演唱、研习与传播，许多人还是制曲、唱曲高手，技艺精到，唱腔板路规正。他们视唱高腔为雅事（称唱“曲子”），是文友之间的自娱自乐。所唱剧目是文词典雅、唱腔优美的明代文人传奇剧（明代文人传奇，是明代形成的一种戏曲基本样式）之精彩单出。间或在当地元宵灯会或某些喜庆场合演唱几支“喜曲”（高腔中专用的吉祥喜庆之曲），以因应民俗文化之需。因其演唱形式仅是“围鼓坐唱”，时人称之为“文人围鼓”。这是岳西高腔发展的第一个阶段。“围鼓坐唱”这种演唱形式，属曲艺范畴，有“以说唱叙述故事”的特点，与戏曲的“以歌舞演故事”有所不同。然而“围鼓”是早有流传的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的湖南《辰溪县志》有“城乡善曲者，遇邻里喜庆，邀至其家，唱高腔戏，配以鼓乐，不妆扮，谓之‘打围鼓’，也曰‘坐场’。士人也间与焉”。后来县内各地围鼓班大有发展，至光绪中期数以百计，成员达千人以上。此期成员已不限于文人圈内而扩大至社会各阶层，但“围鼓坐唱”这种形式传承至今，是乡村主要演唱形式。

（三）传承脉络（第二阶段）
 

    岳西高腔的第二个发展阶段，是化妆登台表演高台大戏。清·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冬，五河王达三、王曰修等捐资，请一外来（皖江地区人，由石牌进山）倪姓高腔艺人，在五河开设科班，教授王姓族中子弟。此人原就艺于京城某职业大班，因太平天国时期局势混乱散班后便浪迹江湖。他技艺不凡，文武兼备，各行当精通，唱做均佳，教戏成果显著，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春节，其弟子便在灯会登台表演。倪某一住三年，教唱高腔戏号250余出（号称300出）;培养了王友贤、王德冈、王尊贤等青少年，拿手戏有：《逼嫁》、《撬窗》、《扯伞》、《拜月》、《书馆》、《捧盒》、《夜等》、《秋江》、《百花赠剑》、《思妻》、《骂齐》等折子戏及《黄天荡》等武戏。接着，王达三等又出资添置衣箱设备。这样，一个行当齐全、设备较完善的五河高腔班得以组建。五河班一枝独秀，不仅在本地献艺，还常应邀至潜、太、英、舒、霍诸县毗邻地区巡演和传艺带班，桃李、河南、田头、斑竹等一批能登台唱高腔戏的班社相继建立。其间，双畈的汪顺香从长河流域传入高腔围鼓进入民俗活动演唱，白帽徐永和（中医、塾师）则率族中青少年，从石牌将皮影戏（唱高腔）传回家乡，巡演于英、太边境地带（该班后来皮影息演，改唱围鼓坐唱）。
    至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两种形式的高腔班遍布县内城乡各地民间灯会，仕农工商无不以唱高腔为乐事，一时蔚成风习。正如五河高腔戏联所云：一曲升平歌大有，万家欢乐唱高腔。
    在经历清末民初20余年的停滞之后，1925年起再度兴盛一时。涌现五河、桃李（组合班）、白帽、斑竹、田头、柳畈、小河南等二十多个各具特色的高腔班社，出现了王会明、储卓南、王再成、蒋希亮、柳帮举、杨根三、徐东木、余道龙、何华东等一大批享誉一方的出色艺人。
    此后，由于大别山区连年内战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加上弹腔、黄梅戏逐渐兴盛而带来的冲击，更因为岳西高腔班社均属各地民间灯会，战事频繁，天下不太平，导致民间灯会纷纷停办，这就使依灯会而生存的高腔失去核心平台。灯会高腔班其功能是配合当地民俗活动，全在自娱自乐，没有以商业活动为目的的职业戏班。这种体制能使高腔长期扎根于乡村并能维持高腔艺术形式少有变化，但艺术失去竞争却难以发展。诸多因素造成岳西高腔在建国前夕，处在濒危状态。